每位考生有两个号码，一个是准考证号，另一个是报名号。这两个号码是不大一样的，准考证号有可能两个人重复，因为那个号码是以某个县市的考生情况来编排的，而报名号就不同了，那个号码就如同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梁主任就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情：他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经验不足，结果一个熟人托给了他一位考生，后来的结果是那位熟人托付给他的那位考生落榜了，可是他却明明记得自己是录取了的，结果他去查看后却发现原来是遇到了一种特别巧合的情况：那一年的考生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和准考证号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他经验不足，所以就没有去看两个人的报名号，结果就出现了那样的事情。

虽然像这样凑巧的事情并不会多见，但是却也很说明招生录取中考生报名号的重要性。

我是第一次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不过我却从中感受到了特权的无处不在。我自己也没办法，如今也成了特权的掌握者和实施者。

因此，我认为特权的存在才是腐败存在的根源。试想，假如没有特权的话何来的腐败？

对此我唯一在心里叹息。如今的社会腐败无处不在，人们没有了最基本的信仰。有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当初自己入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说实话，当初的我固然有投机的一面，但是却对自己的那个行为绝对是有一种圣神感的。

记得有次我和林育探讨过关于信仰的问题，她当时问我道：“曾经的党员信仰坚定，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但是现在的人不一样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当时我摇头道：“不知道。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她说：“一位欧洲的哲学家说过，生存逼出来的信仰，是层次很低却很牢固的，考验也是最简单的。但生活造就的信仰虽然层次很崇高但是却不牢固，而考验也是最残酷的。这句话就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了。以前我们的政党是为了生存而奋斗，如今我们取得了政权，于是就懈怠了，没有了生存的威胁和压力，所以信仰也就慢慢缺失了。这说到底还是没有执政的危机感啊。”

我觉得她的话很深刻，但是也带着一种无奈：危机感可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如今歌舞升平一片，谁会真正产生什么危机感？最多也就是在嘴里说说罢了。

我即刻给罗秘书打电话，“罗秘，我终于不负使命，把你交办的事情办好了。你放心吧，这位考生已经被北大录取了。”

他笑道：“我就说嘛，冯主任一定有办法的。”

我苦笑着说道：“罗秘，这件事情的难度也太大了。最后还是北大的校长亲自出面才解决的。罗秘，拜托了，今后你还是给我出点简单的题目吧。”

他大笑，“我听很多人在讲冯主任年轻能干，这次我算是见识了。”

俗话说花花轿子大家抬，他这样一讲后，我心里顿时就舒服多了，不过我还是在不住说着谦虚的话。

他随即问了我一句：“冯主任，你怎么不问我这件事情究竟是我私人的事情呢还是领导的事情？”

我想不到他竟然会主动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一怔之后随即回答道：“罗秘，这有区别吗？反正我就一个原则，你的话对我来讲就是圣旨。”

他再次大笑，“冯主任，你太会说话了。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是我那在高楼市当市长的大哥委托我办的，他不好来找你。这下好了，你们之间的不愉快总算揭过去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不过我心里顿时就对他感激起来，毕竟这官场上的事情有一个原则：冤家宜解不宜结。

不过我也在心里苦笑：得，我忙活了半天，到头来还得反过去感激人家。我急忙地道：“太感谢罗秘了。罗秘，这样吧，等我忙过这一段时间后请你吃饭。我得好好敬你几杯才是。”

他笑道：“什么等你忙过了后再说啊？就今天晚上。我马上给陈市长打电话。”

一会儿后他就回话了，“陈市长马上赶过来。他很高兴。这样吧，晚上就在我们省政府长期接待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就餐，我这边安排起来也方便些。”

我还能说什么？

不过我心里暗暗有些觉得奇怪：据说那位陈市长是汪省长以前的秘书，是汪省长从外地带过来的，他怎么会有我们江南这样一位考生亲戚？而且从这件事情来看，这位考生和他的关系似乎还很不一般。

不过，我心里却又在想，这样的事情最好别问，除非是他本人讲出来。在一般情况下他本人是应该讲出来的。假如是我自己的话，在请别人帮了这样的忙之后肯定会顺带说明要帮的这个人和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对对方起码的尊重。

在去往酒店的路上，我心里不住在想：罗秘书这次还算是替我做了一件好事情。如今的官场确实是这样，山不转路转，万一哪天我和这些人碰在一起工作了就麻烦和尴尬了，至少这次是一次尽释前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