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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后的五六十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恐怕都是颇为重要的。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公元25年，刘秀开始了新王朝。从此，大汉变成了两个：西汉，东汉。罗马也是两个：共和国，帝国。

两汉两罗马，即此之谓。

此后，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中国和罗马都陷入分裂状态。罗马变成东西两个帝国，中国则是南朝和北朝。南北朝之后的中国重归一统，罗马却走上不归之路。

如此镜像，令人着迷。

罗马跟中国确实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没有信仰。中国的皇天上帝虽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终审权，平时却并不直接插手人间事务。罗马的诸神更是保护者而非裁判员。人的是非，神是不管的。

也就是说，中华和罗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一个发明了礼治，一个发明了法治。法治也好，礼治也罢，都是“人的自治”，没有上帝同行。

所以，罗马人跟中国人一样，家族观念强，重视亲情伦理，相信君子协定，认为无信义即无人伦。或者说，他们其实也有类似于“五常”的观念。

这一点，在恺撒被刺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前面说过，布鲁图等人刺杀恺撒，是为了阻止帝制、保卫共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义的，但在当时却弄得人人喊打。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更不是变成帝国乃人心所向。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仅仅因为犯了众怒。

为什么会犯众怒呢？

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指出了两点。

第一，元老院全体议员曾集体宣誓，誓死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这种誓言在罗马属于最高等级：无须人质也无须担保，却具有公共效力。因为宣誓人都是公众人物，从来就视名誉如生命，不会也不敢背叛誓言。

第二，恺撒在罗马被尊为国父，有着父亲般的神圣光环，遗嘱中又交待要将遗产分赠罗马公民。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布鲁图等宣过誓的人刺杀恺撒，就不但是背信弃义，而且是弑父弑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难怪愤怒的民众会把共和国的保卫者称为“弑父者”，一个个恨不得亮出复仇之剑。这种情感，中国人不难理解。《后汉书》说罗马“有类中国”，看来也有道理。

中国与罗马，确实具有可比性。

不过，我决定写这本《两汉两罗马》，却并非仅仅因为有这么多看起来的相似和巧合，更因为只有汉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罗马人，才第一次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

毫无疑问，文明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埃及和西亚文明影响了希腊，希腊又影响了罗马，也影响了北非、西亚和中亚。然而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是衰落的。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