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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叡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叡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1]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2]《清太祖实录》卷十。
[3]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4]据《胪天颂笔》。
[5]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6]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7]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瓯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雠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8]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六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山海关若失,清兵便到北京。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1]满桂是蒙古人,非常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伶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在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
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2]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
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满桂回任后,大概袁崇焕和他修好,表示了歉意。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耽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3]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